中國姓氏文化的豐富內涵
發佈時間:2017-03-28 21:14:44 點選:中國姓氏文化的悠久歷史
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國家。在距今約3400年的商代甲骨文中,就已經有明確的姓氏文字。如果從古史傳說算起,華夏先民開始使用姓氏時間可往前推到原始社會後期,歷史至少在5000年以上。相比之下,其他文明古國如古巴比倫、古埃及、古印度的人們都只有名而無姓;英國的貴族到11世紀開始使用固定姓氏,平民到16世紀才普遍使用姓氏;意大利各城邦國家在19世紀開始使用,日本平民在19世紀70年代開始使用,泰國、土耳其等國家甚至在進入20世紀后才開始使用。
中國姓氏的出現,是原始社會後期社會發展的產物。在原始社會的舊石器時代末期,華夏先民開始擺脫原始群狀態,進入氏族社會。當時的人們對種族繁衍規律有了一定認識,為制止亂倫、亂婚等現象,氏族實行族外婚制,並確立了區分各個氏族的圖騰符號。後來,圖騰符號逐漸演變成了能夠更直接表明氏族世系的稱號——姓氏。伏羲“正姓氏,通媒妁”、女媧“定姓氏以判萬民”等傳說,就是對姓氏起源的描繪。在氏族社會,姓和氏是分開的。姓用於指稱源於同一始祖、具有共同血緣關係的人,而氏用於指稱某個具體氏族中的人。由於最初的氏族社會是母系氏族社會,因此正如漢代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所說,“姓,人所生也……從女從生”,中國最古老的姓大都帶有“女”字,如姬、姜、姒、媯、姞、妘、婤、姶、嫪等。氏則通常按其居住地或某種動植物、無生物來命名,如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,黃帝姓姬,號稱軒轅氏、有熊氏、天黿氏,炎帝姓姜,號稱連山氏、烈山氏。
約公元前21世紀,夏王朝建立,中國開始進入奴隸社會。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明日臻繁盛並形成獨特風格的歷史時期,也是中國姓氏快速發展和逐漸成熟的歷史時期。特別是西周以後,隨著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實行,形成了一套嚴格的姓氏制度。當時,姓氏只是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、士等奴隸主貴族才有,平民、奴隸往往有名字無姓氏。姓和氏仍然分開使用,姓的功能在於“明血緣”、“別婚姻”,配合實行“同姓不婚”制度。姓的數量比較有限,而且主要用於稱呼女性貴族。男性貴族雖然有姓,但更多的是用氏來稱呼,氏的功能在於“標身份”、“別貴賤”。相傳周公旦兼治天下,先後分封了71國,其中姬姓有53國。同姓貴族通過氏來標明宗法身份,即《左傳·隱公八年》所言:“天子建德,因生以賜姓,胙之土而命之氏”。氏的命名方式有許多種,有的以世系為氏,如諸侯之子以公子為氏、公子之子以公孫為氏、公孫之子以祖父之字為氏;有的以封國為氏,如姜太公因被封于齊國而稱齊氏;有的以采邑為氏,如商鞅本姓姬,按世系稱公孫鞅,被封于商地后按采邑稱商鞅;有的以官職為氏,如司馬氏、司徒氏;有的以居住地為氏,等等。因此,氏的數量明顯超過姓的數量,《左傳》稱春秋時期“某氏”者有654處,而據明末清初顧炎武《日知錄》所載,春秋時期的姓卻只有40多個。
公元前221年,秦王朝結束戰國分裂局面,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。隨著奴隸主貴族宗法統治的解體,與之相應的那套姓氏制度也被廢除。姓氏不再作為標榜貴族身份的標誌,一般平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姓氏。姓與氏之間的區別逐步消失,合而爲一。到了漢代,中國姓氏制度基本趨於穩定和普及,每個家族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,子孫後輩代代相傳。此後各個時代,中國姓氏在數量上增減損益,在稱謂上承變相交。據統計,漢代王符《潛夫論·志氏姓》、應勛《風俗通·姓氏篇》各收姓氏500個,唐代林寶《元和姓纂》收姓氏1404個,宋代鄧名世《古今姓氏辨證》收姓氏2101個,鄭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收姓氏2288個,邵思《姓解》收姓氏2568個,元代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收姓氏3766個,明代凌迪知《萬姓統譜》收姓氏3557個、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收姓氏4657個,清代張澍《姓氏五書》收姓氏5129個。2010年祖國大陸出版了一本《中國姓氏大辭典》,收錄了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絕大多數漢字姓氏,數量竟達23813個。其中,單字姓6931個,複姓和雙字姓9012個,三字姓4850個,四字姓2276個,五字姓541個,六字姓142個,七字姓39個,八字姓14個,九字姓7個,十字姓1個。
中國姓氏文化的豐富內涵
回顧中國姓氏文化史,可謂浩瀚無垠、頗為壯觀。每一個姓氏背後,都有年深月久的歷史和極其豐富的故事。中國姓氏文化,不僅直接地體現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、博大精深的特點,而且也形象地記載了中華民族交流融合、產生生長的歷程。
中國姓氏文化是中華社會發展的生動寫照。姓氏是各個時代的產物,因此反過來也可以用於考察各個時代的情況。早在原始社會後期,華夏大地上就開始了姓氏創製。姓氏的出現,反映出華夏先民們對“同姓相親,其生不蕃”規律有了正確認識,標誌著婚姻制度的巨大進步。到了周代,姓氏數量迅速增多,反映出周朝統治者實行大規模分封的史實;同時,姓氏命名和使用的嚴格規定,又說明了周朝社會各個階層森嚴的等級制。秦漢時期,姓氏合而爲一並且得到普及,反映出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大一統的需要。此後各個朝代,姓氏數量總體上呈現持續增多趨勢,創製命名方式更趨多樣。按照宋代鄭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歸納,宋代姓氏的來源已達32種之多,或以封國為姓氏,如虞、夏、商、宋;或以采邑為姓氏,如崔、盧、鮑、晏;或以居住地為氏,如嵇、蒙、橋、潁;或以世系為氏,如公子、公孫;或以官爵為氏,如王、侯、太史、司馬;或以技藝為氏,如巫、卜、陶、屠;等等。分析姓氏的來龍去脈,猶如品讀一部百科全書,可以直接間接地瞭解各個時期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社會等方方面面的情況。
中國姓氏文化是中華民族融合的有力見證。自古以來,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,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從未間斷。這在姓氏文化的發展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。以中華民族的先祖之一黃帝族為例,相傳黃帝族早先是居住在今陜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個氏族,後來發展爲一個包括25個氏族、12個胞族的龐大部族集團。在此期間,黃帝族的姓氏從單一的姬姓擴大為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荀、僖、姞、儇、依等12姓。不難看出,在中華民族起源階段,民族融合和姓氏發展就如影隨形、關係密切。在此後的數千年裡,中華民族的融合更加頻繁、更加緊密,姓氏在其中的作用更加凸顯。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賜姓、改姓等現象。據傳,“賜姓命氏”在虞舜時就已出現,不過大規模的使用還是在後世。在封建社會,賜姓是歷代帝王維繫統治的一種慣常手段,客觀上有效促進了民族融合。如在唐代,文武大臣因功受賜國姓李氏的,不僅有徐、安、杜等漢族姓氏,而且有鮮于、阿布、阿跌、舍利、朱邪等少數民族姓氏。又如明代七下西洋的鄭和,本是姓馬的回族人,因隨明成祖起兵有功而被賜姓鄭。改姓的情況也很常見,如北魏孝文帝在鮮卑等少數民族內部推行姓氏漢化政策,帶頭將自己的國姓拓跋改為漢姓元,又將早期追隨拓跋氏開創北魏王朝的99個鮮卑部落姓氏改為漢姓,包括烏蘭石氏改烏氏、步陸孤氏改陸氏、獨孤渾氏改杜氏等。可以說,中國姓氏發展是中華民族融合的結果和佐證,也是其載體和媒介。不論是漢族還是各少數民族,都對中國姓氏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。據統計,目前仍在使用的中國人姓氏超過7000個,漢族姓氏和少數民族姓氏大約各佔一半。
海峽兩岸姓氏文化的深厚淵源
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正如其他許多方面一樣,海峽兩岸的姓氏也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關係。臺灣的絕大部分姓氏都來自祖國大陸。據統計,臺灣目前有姓氏1989個,其中單字姓1417個,複姓533個,三字姓34個,四字姓5個。臺灣人數最多的十大姓氏為陳、林、黃、張、李、王、吳、劉、蔡、楊,除林、蔡2個姓氏外,其餘8個姓氏也同樣位列祖國大陸的十大姓氏(王、李、張、劉、陳、楊、黃、趙、吳、周)。在臺灣前100個姓氏中,則有75個位列祖國大陸的前100個姓氏。因此,海峽兩岸的姓氏不僅在具體稱謂上存在高度的重合性,而且在人口分佈上也存在很強的同構性。
海峽兩岸姓氏的密切關係經過數百年的積澱,已經牢牢鑲嵌在臺灣同胞的精神深處。在臺灣,許多姓氏都建立了宗祠,用於記錄本姓的發展歷史、紀念同姓的傑出人物,而且通常都撰有姓名聯,如臺北市陳氏大宗祠的“三君翊漢光喬梓,二阮扶唐駕竹林”,臺南市吳氏大宗祠的“八閩孝子裔,三讓帝王家”。臺灣的不少人家凡遇紅白喜事,就在門口掛出標有本姓出處的燈籠,如潁川陳、南陽張、天水趙、太原王、汝南吉、京兆杜之類。臺灣的鄉村大多按照以姓冠村的方式命名,如謝厝寮、三姓寮、劉厝、張厝、錢厝坑、江厝店、許厝港、何厝莊等,村名直接體現了該村的姓氏結構或來源……如此種種,都體現出臺灣同胞對祖國大陸淵源的認同、尊敬和懷念。這種情感歷久彌堅,即使遭遇外敵入侵也是不會輕易割斷、中止或轉變的。19世紀末日本侵佔臺灣后,強令臺灣人民改漢姓為日本雙字姓。臺灣人民竭力保留自己的民族傳統,或用堂號取代原姓,如陳改為潁川、王改為太原;或採用歷史典故改姓,如劉改為中山;或採用名人佳句,如李改井上(出自孟子名句“井上有李”)。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,由此可見一斑。寶島光復后, 臺灣人民不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,都迅速恢復了原來的漢姓。
姓氏是歷史發展的產物,又是現實存在的紐帶。海峽兩岸同胞名同姓,姓同源,源同宗。人人皆有、代代相傳的姓氏符號,根同一系、本自一源的姓氏文化,把海峽兩岸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。不僅過去如此,現在如此,將來還必將如此。